徽商精神與現代經濟
時間：2013-01-07 10:49:25 來源：黃山酒店huangshan hotel/黃山馨園國際大酒店/黃山中鐵旅游有限公司/中國中鐵四局黃山療
徽商發展的歷史，能否為現代經濟提供一些值得重視的借鑒?回答是肯定的。
第一，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，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什么是“徽商精神”?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“徽駱駝”，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“駱駝精神”，這當然是對的。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“駱駝精神”，“徽商精神”有著更豐富的內涵。
一是赴國急難、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。明朝建立之初，北境未安，漠北蒙古殘余勢力時時入犯，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扎重兵。為解決軍糧問題，政府制定開中法，號召商人輸糧于邊，政府發給鹽引，到內地支鹽行銷。這是鞏固邊防、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。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，運糧輸邊，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。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，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。徽商的愛國精神，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斗爭中，他們或者捐資筑城，募勇抗倭；或者出謀劃策，領導抗倭；或者棄商從戎，直接深入殺敵戰場。到了近代，為了抵御外國入侵，徽商也踴躍捐資。凡此種種，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。
二是不畏艱難、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。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，他們窮則思變、奮發進取，毅然走出深山，闖蕩四海。可謂嶺南塞北，飽諳寒暑之苦；吳越荊襄，頻歷風波之險。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。當事業出現曲折時，不少人一蹶不振，從此銷聲匿跡，而徽商卻百折不撓。史料中記載“徽之俗，一賈不利再賈，再賈不利三賈，三賈不利猶未厭焉”。
三是審時度勢、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。徽商善于趨利逐時，即根據市場特點，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；也善觀時變，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，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；還能揣度時宜，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，因地制宜，做出種種決策，往往能夠出奇制勝。
四是同舟共濟、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。“和協”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應達到的境界。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，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。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，也能做到同舟共濟、以眾幫眾，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、同業公所的建立，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，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。
五是不辭勞苦、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。翻開明清小說，常常見到關于徽商的描寫。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，徽商個個是吝嗇鬼。如在《三刻拍案驚奇》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，“家中頗有數千家事”，“肉卻不買四兩”，“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”。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，明浮白主人《笑林》中寫道：“徽人多吝，有客蘇州者，制鹽豆置瓶中，而以箸下取，每頓自限不過數粒。或謂之曰：‘令郎在某處大闞’。其人大怒，傾瓶中豆一掬，盡納之口，嚷曰：‘我也敗些家當罷’。”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，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徽商能節儉，徽商婦更能節儉。康熙《徽州府志》卷二就記述她們“居鄉數月，不沾魚肉，日挫針治縫紉綻……徽商能蓄積，不至卮漏者，蓋亦由內德矣。”
第二，徽商形成的商業道德仍是現代商業所應遵循的準則之一。
“賈而好儒”是徽商顯著的特點。“賈而好儒”的結果不僅使徽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，能夠從歷史中汲取豐富的經商經驗，推動自己事業的發展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使徽商具有一種理性，這就是以儒道經商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。舉其大端，有以下幾條：
一是以誠待人，以信服人。誠信經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，他們認為“惟誠待人，人自懷服；任術御物，物終不親”、“人寧貿詐，吾寧貿信，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”。
二是薄利競爭，甘當廉賈。這在徽州糧商、典商中比較突出。
三是寧可失利，不可失義。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，所以在處理義利關系上，能夠做到“先義后利”、“以義制利”、“以義為上”。例如徽商吳鵬翔一次購進胡椒八百斛，尚未付款，發現此胡椒有毒，賣主愿意全部收回，但他仍然照價買下，然后付之一炬。他之所以這樣做，是考慮到如果退了胡椒，賣主可能轉售他人，這樣就要坑害更多的人，所以他寧可自己受些損失。有一年皖省大災，婺源商詹元甲受當地地方官的委托，攜帶20余萬兩銀子去外地采購糧食，當地旅館老板告訴他：“此地買米，便有抽息(回扣)，自數百兩至千萬兩，息之數，視金之數。今君挾巨貲可及數千金。此故例，無傷廉。”在數千兩銀子的回扣誘惑面前，詹元甲毫不為動，而是說：“今饑鴻載途，嗷嗷待哺，予取一錢，彼即少一勺，瘠人肥已，吾不忍為。”這種寧可失利、不可失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。像這類例子還很多。
四是注重質量，提高信譽。這在徽州墨商、徽州布商等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。
第三，徽商重教興學的風尚在現代社會也值得大大發揚。
徽商不僅自己賈而好儒，而且十分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。他們在致富以后，或者興建書屋，購買書籍，以重金延師課子；或者親處督促子弟讀書；或者興辦義學，教育本族子弟；更有甚者則興建書院或捐資書院；也有資助本地本族子弟參加科考。重教興學已成為徽商的一種風尚。這種風尚歷經幾百年，代代相傳，經久不衰。其影響是多方面的：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質，使他們經商更富于理性。二是培養了徽州莘莘學子，他們搏擊科場，躋身仕途，反過來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。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學人，推動了文化學術的發展。四是發揚光大重教興學的社會傳統，對后世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第四，徽商衰落的歷史教訓，值得我們認真記取。
徽商之所以衰落，既有客觀原因，又有主觀原因。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，由綱法改為票法，徽商主體一蹶不振。咸豐年間的戰亂又給了徽商沉重的打擊，徽商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被掠奪一空，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傷害，使得徽商的元氣大傷。從主觀原因來看，這是中國的一大變局。面對這場亙古未有的大變局，有的商幫能夠緊跟時代前進，及時調整原來的經營行業，開拓新的仃業。如寧波商幫在近代歐美輪船侵入我國以后，一葉知秋，停止傳統的沙船販運業，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，甚至組成航運集團；一些經營錢莊業的商人，也改營銀行業，還有的從事進出口貿易，甚至大批到海外發展。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適時開辦買辦業、金融業，并興辦絲綢、綿紗等實業。他們都能開辟一塊新天地。而徽商卻昧于大勢，未能與時俱進，仍然在傳統行業中抱殘守缺，茍延殘喘，最后只能被歷史所淘汰。這種深刻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記取的。（轉載文章）
第一，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，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什么是“徽商精神”?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“徽駱駝”，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“駱駝精神”，這當然是對的。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“駱駝精神”，“徽商精神”有著更豐富的內涵。
一是赴國急難、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。明朝建立之初，北境未安，漠北蒙古殘余勢力時時入犯，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扎重兵。為解決軍糧問題，政府制定開中法，號召商人輸糧于邊，政府發給鹽引，到內地支鹽行銷。這是鞏固邊防、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。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，運糧輸邊，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。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，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。徽商的愛國精神，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斗爭中，他們或者捐資筑城，募勇抗倭；或者出謀劃策，領導抗倭；或者棄商從戎，直接深入殺敵戰場。到了近代，為了抵御外國入侵，徽商也踴躍捐資。凡此種種，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。
二是不畏艱難、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。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，他們窮則思變、奮發進取，毅然走出深山，闖蕩四海。可謂嶺南塞北，飽諳寒暑之苦；吳越荊襄，頻歷風波之險。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。當事業出現曲折時，不少人一蹶不振，從此銷聲匿跡，而徽商卻百折不撓。史料中記載“徽之俗，一賈不利再賈，再賈不利三賈，三賈不利猶未厭焉”。
三是審時度勢、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。徽商善于趨利逐時，即根據市場特點，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；也善觀時變，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，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；還能揣度時宜，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，因地制宜，做出種種決策，往往能夠出奇制勝。
四是同舟共濟、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。“和協”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應達到的境界。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，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。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，也能做到同舟共濟、以眾幫眾，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、同業公所的建立，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，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。
五是不辭勞苦、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。翻開明清小說，常常見到關于徽商的描寫。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，徽商個個是吝嗇鬼。如在《三刻拍案驚奇》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，“家中頗有數千家事”，“肉卻不買四兩”，“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”。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，明浮白主人《笑林》中寫道：“徽人多吝，有客蘇州者，制鹽豆置瓶中，而以箸下取，每頓自限不過數粒。或謂之曰：‘令郎在某處大闞’。其人大怒，傾瓶中豆一掬，盡納之口，嚷曰：‘我也敗些家當罷’。”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，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徽商能節儉，徽商婦更能節儉。康熙《徽州府志》卷二就記述她們“居鄉數月，不沾魚肉，日挫針治縫紉綻……徽商能蓄積，不至卮漏者，蓋亦由內德矣。”
第二，徽商形成的商業道德仍是現代商業所應遵循的準則之一。
“賈而好儒”是徽商顯著的特點。“賈而好儒”的結果不僅使徽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，能夠從歷史中汲取豐富的經商經驗，推動自己事業的發展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使徽商具有一種理性，這就是以儒道經商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。舉其大端，有以下幾條：
一是以誠待人，以信服人。誠信經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，他們認為“惟誠待人，人自懷服；任術御物，物終不親”、“人寧貿詐，吾寧貿信，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”。
二是薄利競爭，甘當廉賈。這在徽州糧商、典商中比較突出。
三是寧可失利，不可失義。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，所以在處理義利關系上，能夠做到“先義后利”、“以義制利”、“以義為上”。例如徽商吳鵬翔一次購進胡椒八百斛，尚未付款，發現此胡椒有毒，賣主愿意全部收回，但他仍然照價買下，然后付之一炬。他之所以這樣做，是考慮到如果退了胡椒，賣主可能轉售他人，這樣就要坑害更多的人，所以他寧可自己受些損失。有一年皖省大災，婺源商詹元甲受當地地方官的委托，攜帶20余萬兩銀子去外地采購糧食，當地旅館老板告訴他：“此地買米，便有抽息(回扣)，自數百兩至千萬兩，息之數，視金之數。今君挾巨貲可及數千金。此故例，無傷廉。”在數千兩銀子的回扣誘惑面前，詹元甲毫不為動，而是說：“今饑鴻載途，嗷嗷待哺，予取一錢，彼即少一勺，瘠人肥已，吾不忍為。”這種寧可失利、不可失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。像這類例子還很多。
四是注重質量，提高信譽。這在徽州墨商、徽州布商等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。
第三，徽商重教興學的風尚在現代社會也值得大大發揚。
徽商不僅自己賈而好儒，而且十分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。他們在致富以后，或者興建書屋，購買書籍，以重金延師課子；或者親處督促子弟讀書；或者興辦義學，教育本族子弟；更有甚者則興建書院或捐資書院；也有資助本地本族子弟參加科考。重教興學已成為徽商的一種風尚。這種風尚歷經幾百年，代代相傳，經久不衰。其影響是多方面的：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質，使他們經商更富于理性。二是培養了徽州莘莘學子，他們搏擊科場，躋身仕途，反過來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。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學人，推動了文化學術的發展。四是發揚光大重教興學的社會傳統，對后世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第四，徽商衰落的歷史教訓，值得我們認真記取。
徽商之所以衰落，既有客觀原因，又有主觀原因。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，由綱法改為票法，徽商主體一蹶不振。咸豐年間的戰亂又給了徽商沉重的打擊，徽商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被掠奪一空，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傷害，使得徽商的元氣大傷。從主觀原因來看，這是中國的一大變局。面對這場亙古未有的大變局，有的商幫能夠緊跟時代前進，及時調整原來的經營行業，開拓新的仃業。如寧波商幫在近代歐美輪船侵入我國以后，一葉知秋，停止傳統的沙船販運業，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，甚至組成航運集團；一些經營錢莊業的商人，也改營銀行業，還有的從事進出口貿易，甚至大批到海外發展。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適時開辦買辦業、金融業，并興辦絲綢、綿紗等實業。他們都能開辟一塊新天地。而徽商卻昧于大勢，未能與時俱進，仍然在傳統行業中抱殘守缺，茍延殘喘，最后只能被歷史所淘汰。這種深刻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記取的。（轉載文章）
